2010年7月31日
會員學校的回應

星加坡甌南中學中樂團導師Mr Marcus Huang致基金的電郵
（寫於7月10日星加坡維多利亞初級書院的交流音樂會後）

11 July 2010

Dear Mr Siu,

On behalf of Mr Ng and myself, we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inviting us to the performance at VJC. We had an enjoyable time and we managed to witness for ourselves the true spirit of HKMOY. We also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some of the students after the performance and gathered very positive feedbacks from them. We are eagerly looking forward to our November visit to Hong Kong.

Congratulations on a successful concert and hope to hear from you soon.

Regards,

Marcus Huang

Outram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Orchestra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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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30日
會員學校的回應

星加坡維多利亞初級書院校長Chan Poh Meng先生致基金的電郵
（寫於7月10日星加坡維多利亞初級書院的交流音樂會後）

11 July 2010

Dear Gordon ,

On behalf of all of us at VJC,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this wonderful educational and of course, musical, experience.  All of us, students and teachers who worked with you were truly impressed by your professionalism and passion that you have shown.  You are definitely a role model for all of us.  


I am very delighted to know that VJC staff and students have given their best in ensuring that this maiden collaboration is succesful, with objectives achieved.  And as you have said, the learning was mutually beneficial for all involved.  If only there is more interaction time and the teams from HK and Macau could stay longer...


As discussed last evening, my teachers and I will confirm details of our future particip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constraints that we will face as soon as possible.  We are very thankful or the opportunity that you and Kee Seng have brought to us in Singapore!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soon!  



Chan Poh Meng
Principal, Victoria Junior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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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9日
基金之友的回应

Ambassador Toh Hock Ghim 致基金的電郵
（寫於7月10日星加坡維多利亞初級書院的交流音樂會後）

13 July 2010

Subject: Thank you

Hi Gordon，

The concert was more than I expected. Under your leadership and commitment I expected the performance to be good but not that excellent! It was a very rare treat and I thoroughly enjoyed myself. I hope I will be able to attend future concerts. You have raised the bar for school orchestras in Singapore. I should thank you for making thi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Singapore.

Best wishes

Hock G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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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8日
求求你！別再來這套！

『求求你，別再來這套！』

終 結 篇

「求求你，別再來這套！」四個故事全寫完了。

讀者們提出了兩點。那麼我以回應這兩點的方式終結整篇文章。

第一，有讀者說我在這四個故事內鼓吹的慨念及價值觀，部份年青讀者看完後也不大明白意義何在。

我同意這說法。部份較年輕的讀者，可能真不明白為何我不斷關注當老師者的品德。有年輕的小朋友只希望學拉琴，老師品德如何，他不知如何分辨，反正老師不是永遠是對的嗎！對部份小學生來說，他只關注能否考進首選中學，我在故事鼓吹些甚麼理想、原則，離他的世界太遙遠了！

但請勿忘記，這博客文章的讀者，不單是學生，也有老師、家長、基金的同工，及那些捐款支持我們訓練活動的贊助人士。我有感而發，是希望每一位讀者能知道我追求的是甚麼。部份成年的讀者極可能完全明白故事的主旨，因為在他們的生活中，可能也面對過故事內的一些挑戰或際遇。

那麼年輕的同學們，今天你們不太明白部份故事的內容，不要感到困惑。過幾年再看這些故事，可能到時你會有更深刻的領會。

第二，有人批評我要求太高。「喂，炯柱，我們面對的，不是一些機器，是活生生的人。人性有善便有惡，你希望人人都向最高目標奮進，這絕無可能！」

絕無可能？真是絕無可能？困難重重，我同意。但絕無可能，那又不一定。何況我只不過是鼓勵年青人努力求上進吧了。連努力求上進也絕無可能，恕我不敢苟同。

我寫此終結篇時身在上海，日期是2010年7月21日。我坐在上海世博洲際酒店客房內，一面寫、一面看着成千上萬的遊客，魚貫走進世界歷史上最大、最現代化的上海世博場館。

7月21日晚上，我和住在上海的長子蕭銘漢吃飯、談話。

「你想像吧。假如我在1976年，你出生的那年，來到上海，問一位上海居民，他能否相信34年後的今天，上海正主辦全球歷史上最成功的世界博覽會，這位上海居民會如何作答？」我問銘漢。

銘漢會心一笑。

「我想他會沒精打采地看我一眼。」我說。「我想他會反問：『世博？甚麼是世博？』當他明白世博是甚麼後，他會憤怒地看着我，不屑地說：『你這個可惡的香港人，你一定瘋了。我們上海人有自己的歷史，有自己的方針，管他什麼世界博覽什麼!上海辦那什麼世博，絕無可能！』」

銘漢說：「過去30年中國那一切懾人心弦的發展，証明只要給中國人時間，只要給他們機會，對中國人來說，『絕無可能』這名詞根本不存在。」

親愛的讀者，銘漢那四字真言，完全回應了事物是否真的「絕無可能」這問題。

「時間」！「機會」！

我們鼓勵下一代力求上進時，千萬不能告訴他們什麼事「絕無可能」。

為甚麼？

因為年青人有比我們更多的時間去追求完美，只要為他們提供機會，假以時日，對年青人來說，甚麼也可能。

—  完  —

『求求你，別再來這套！』終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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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7日
求求你！別再來這套！

港督大人（27）

音樂事務處成立後，麥理浩港督及夫人繼續支持青年器樂訓練計劃。他倆不時出席青年樂團音樂會，也在港督府宴請年青樂手及訓練他們的音樂老師。麥督也經常在青年樂團場刊贈言、撰文、鼓勵及支持年青人努力學音樂。

我多次問認識麥督的朋友，但誰也不知道為何麥督及夫人這樣樂意支持青年樂團，也沒有朋友能答：「他倆年青時是否曾參加過英國青年樂團？」這個問題，連麥督私人秘書陳祖澤也不例外。我問祖澤師兄，他想了一會，才說：「我不知道麥督或夫人年輕時曾否參加過青年樂團，但其實可能還有另外一個理由。麥督的兒、女可能參加過青年樂團，給作為父、母的港督及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

1982年5月，麥理浩港督結束了任期，退休回到英國，晉陞為英國上議院終生勳爵。在英國，麥督仍關注在香港發生的事情。

我最後一次見麥督，是1988年5月，當時我因公務到英國開會，期間出席了一個在香港倫敦辦事處舉行的酒會。

我到達酒會時，是傍晚6時30分，酒會會場站滿了賓客，但我一進門便看見那位比誰也高，站在酒會另一角的麥理浩勳爵。

我嚇了一跳。「麥督消瘦多了！」我想。他頭髮斑白，看來有點柔弱、憔悴。到那一刻，我才想起來。我早前看過一段報導：麥督剛動過手術。

我慢步走過擁擠的人群，終於走到這位前上司的面前。他看見我。

「Gordon，你到倫敦幹嗎？」麥督問。

「我來開會。」我說。

「是嗎。」麥督說。「話說回來，你在香港當那一個職位？」

「郵政署署長。」

多年來，我第一次見到麥督顯露他那淡淡、溫和的微笑。「郵政署署長。唔，那麼我把信件寄到香港，便要勞煩你和同事們派遞了！好，告訴我，你還拉小提琴嗎？」

「這…這…」我一時不知如何作答。「…下班…不是…週末拉拉吧…但很少…」

「那也好。千萬不要放棄拉小提琴。拉琴對你有好處！」

我倆都笑起來了。

一位客人走過來，麥督與他交談，我也走到酒會會場另一面。

晚上7時，是道別的時候了，我到處找麥督，但他…好像已不在酒會現場，回望大門，麥督剛與主人握完手，正步出門外。我想追上去，但離大門太遠了，人也實在太多了。凝望麥督消失的背影，我只能輕輕地說：「再會吧，好領導，好上司。能與你並事，是我的福氣。跟你所學的，一輩子受用不完。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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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督大人』終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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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6日
求求你！別再來這套！

港督大人（26）

我當公務員，曾任五位香港領導的下屬：麥理浩爵士、尤德爵士、衛亦信爵士、彭定康港督及由1997年7月1日起任香港行政長官的董建華特首。

五位首長各有其令人敬佩的領導才能，而每一位也按自己的理想為香港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但五位中只有一位曾就香港青年人的音樂教育直接給我指示及支持。他就是麥理浩港督。

有人可能批評麥督花太多寶貴的時間去處理此類「芝麻綠豆」小事，似乎有失香港最高領導的身份，而要勞煩港督去關注這種表面與香港整體發展完全拉不上關係的「蚊型」課題，可能是浪費了港督的寶貴公共資源。更有人可能批評麥督不應直接向像我這樣低級的公務員發號施令，因為這樣做會破壞了公務員的運作及傳統。

這一些負面的評語，完全沒有減低我對麥督的尊敬。

其實麥督關注的，並非單純香港有沒有夠水平的青年樂團。他希望推動的，是青年人多元化的教育活動。他重視的，是青年人德、智、體等各方面的成長。他堅持的，是要增廣眾多年青人素養教育的機會。這種苦心及眼光，可能並非每一個香港人都能理解，也非每一個觀察公共事務發展方向的人士可能認同。但麥督的苦心，我深深體會。我不會參加任何對麥督功、過的辯論。我深信日後寫歷史的學者，會有他們的判斷。我只知道一事。在我36年當公務員的生涯，麥督那高尚的情操及對事、對人的態度，成為我一生的典範。他是我最好的老師。我跟他上了三課處事及對人的哲理：

第一，        做公務員要有明確的工作目標，要知人善任，要讓下屬有空間、有信心，有承擔地推行定了下來的政策。

第二，        當領導絕非易事。別人善意、惡意的批評幾乎無可避免。聽了批評，冷靜分析批評者的動機，是否曾受私利的影響。清楚考慮過批評者的理論，如果仍然認定目標及手法正確，便當勇往直前。

第三，        目標既定，無論面對什麼困難，也當堅定不移地貫切執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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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5日
求求你！別再來這套！

港督大人（25）

從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七年，我沒有見過麥理浩港督。走進麥督的辦公廳，三年前那次會面，那些不快的回憶，一、一浮現腦海。我感到不安。

「好，你見過教育司，知道你的新任務了。」麥督說。

「我知道。」

「我對1973年香港青年樂團成功訪問英國及演出感到自豪，當年參加訪英團的年青人其實是香港成功的親善大使。我會致力保持青年樂團這個良好的傳統，我們不能讓青年樂團水平下降。我們要更多青年人有機會參加器樂訓練，使青年樂團後繼有人，成功發展。」

「港督，我同意。」

「我把為青年樂團重振聲威的任務交給你，因為你從60年代便是青年樂團的成員。我要求你盡快把青年樂團水平提高，千萬不能馬虎了事。」港督說。

「我樂意接受這任務。」我說。「我深知器樂訓練對年青一輩的重要性。但港督先生，在推行改革工作時，請容許我作一建議。」

「你說。」

「我建議在推動器樂訓練時中、西並重。我建議我們聘請兩組導師，一組教西洋管弦樂，另一組傳授中國器樂。」

麥督談工作時從來不苟言笑。我提到中國音樂，他停了一刻，眼看着我。

他仍記得三年前那次談話的內容，我想。

「這事你作主。」港督說。「好好去幹吧。」

「我會盡力而為。」我點頭說。

在轉身步向港督辦公室大門的一刻，我好像看見麥督臉上流露出一絲淡淡的笑容，及他眼裏閃亮出那一點友善的光芒。

1977年10月，我為教育司署成立了音樂事務處，開辦全港青年管弦樂團及器樂訓練工作，中、西音樂並重。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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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4日
求求你！別再來這套！

港督大人（24）

「炯柱，你說得對。」教育司說。「我不知多少次見過這樣尷尬的場面。唔，年青一輩教育不全面，這…這可以說是我工作上的失誤…哈哈…」

「那又不一定。」我說。「音樂這課題太寬、太廣了，學也學不完，教也教不盡。年青觀眾不懂音樂會禮節，不懂曲目，不能單怪教育當局。談到器樂，這其實是一個很難以普及教育形式傳授的課題。在香港我們有超過1000間學校，到底有多少間成功辦學校樂隊。軍操樂隊較多，但辦的像樣的學校管弦樂隊便只有20多間。這些管弦樂隊練些甚麼？每年為了比賽，為了校慶，為了開放日，學校樂隊排練幾首樂曲。那麼孩子唸5年中學，最多只能排過十多首樂曲，而這些樂曲的選擇是隨機性、缺乏曲目系統化的教育概念。孩子長大了，對器樂曲目一知半解，早可預料得到。針對這問題，有些國家的教育當局，把器樂教育在小學便系統化地推行。日本是個好例子。在香港，假如我們希望提高學生樂隊的水準，可能要從基本做起。」

「你對這課題瞭解很深。」教育司說。「香港青年樂團令香港蒙羞，你打算如何補救？」

「那看我們要求如何。」我說。「要找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簡單、快捷方案，你不用找我。你去登一個國際廣告，高薪聘請一位有訓練青年樂團經驗的高手，短期內樂團水準會提高，問題很快解決。但這只是表面、門面工作。這位高手一離職、一退休，我們又可能馬上要面對水準急速下降的危機。所以，你要避免這種問題的重現，要從基本教育課程方面，做些系統化，較長遠的工作，培育多一些對器樂有認識的老師、家長及同學們。」

教育司眼望窗外的景色，沉思了片刻。「千萬不要頭痛醫頭，腳疼醫腳，不要！這次青年樂團的失誤，給香港帶來一個機會。你、我可以做一些較系統化、較長遠的補救工作。你好好去做計劃，我會支持你，但請你盡快去見那位到處找你的上司。去見見麥理浩港督。」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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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3日
求求你！別再來這套！

港督大人（23）

「主辦單位的答案，令香港青年管弦樂團尷尬不已。主辦單位說聽完了錄音，感覺香港青年樂團明顯退步了。以目前這麼低的水平，主辦單位不會邀請香港青年樂團參加任何一個國際青年管弦樂團節。」

「嘩！多丟臉的事情！」我說。「但有志者事竟成，青年樂團再次努力，好好練習，再做一個有水平的錄音…」

「你說得對，但事情馬上已發生了變化。」朋友說。「到現在也沒有人知道誰在背後通風報信。香港青年樂團水平低這評語，竟然傳到麥理浩港督的耳朵。麥督十分不悅，憤憤地斥責青年樂團領導辦事不力，令香港蒙羞。」

我開始明白麥督到處找我的原因。

第二天早上，我向教育司報到時，他把以上的故事重新說了一遍。

「你的新任務，便是使香港青年樂團重振聲威。」教育司說。「香港青年樂團成立10年，我們不能任由這代表香港的隊伍聲名狼藉。」

「教育司，我同意你的觀點。」我說。「其實香港青年管弦樂團已存在了14個寒暑。但樂團的領導面對的，不單是一個短期水平低落的問題。他們要面對的，是一些更基本的音樂教育問題。」

「基本音樂教育問題？你作解釋好嗎？」

「在香港，我們有不少音樂天份極高的孩子，但香港的音樂教育傳統，似乎較重視培養孩子們當獨奏者，及參加比賽。以樂隊形式培訓青年樂手的模式，到今天仍較少被採用。從曲目的角度來看，其實作曲家為樂隊寫的曲目，無論在質或量方面，絕對不比獨奏曲目遜色。要做一個良好的樂隊成員，樂手需要接受與培訓獨奏家不同的訓練。這些樂隊成員技術一定要在樂團排練時才能學曉。在香港，我上過的音樂課或小提琴課只教曉我一些歌曲、一些音樂歷史及理論，或是小提琴獨奏曲調，我的音樂老師本身又不是樂隊成員，很難明白如何處理樂隊訓練的基本常識。有些學校為了成立樂隊，便邀請一些兼職導師擔任樂隊培訓工作，成績如何？有好、有壞吧。其實整體而言，香港真懂如何欣賞管弦樂的人並不太多。我們到大會堂聽樂隊演奏，不少觀眾竟會在一些交響樂或組曲一部份樂章演過後，便興奮地鼓掌。連這些最基本的禮節及樂曲結構也不懂，難怪一些外國來香港訪問大樂團的指揮，聽到觀眾那些不當的鼓掌聲，會搖頭嘆息，而脾氣較壞的指揮更會轉身，向觀眾怒目而視，好像在說，「笨蛋！鼓甚麼掌？有爺生、沒娘教！誰是你們的音樂老師？」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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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2日
求求你！別再來這套！

港督大人（22）

步出李司長辦公室，我沉思。「新的青年音樂活動…這是文理老師及青年樂團的工作。我很久沒見文理老師，也沒聽到有關青年樂團的消息。到底是甚麼新任務？發生了什麼事？」我想。

其實1974年，我和文理女士為青年中樂團一事爭論後，我再沒參加青年樂團的工作，也沒見過這位老師。

回到家，我馬上撥電話給一位在青年樂團認識多年，以前和我一起拉小提琴的好朋友。

「甚麼？你不知道嗎？」朋友說。

「知道甚麼？」

「青年樂團現在七零八落！」

「怎樣七零八落？文理指揮怎樣了？」

「文理？你果真不知道！文理去年退休，回英國去了。」

「我三年沒見過她了。」我說。

「文理離開後，樂團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什麼不愉快？」

「今年年初，青年樂團新指揮做了一個錄音，把錄音帶寄到英國每年籌辦國際青年管弦樂節的機構，報名參加1978或1979年夏天在英國舉行的青年管弦樂節。錄音寄出後，麻煩接踵而來。」

「甚麼麻煩？」

「國際青年管弦樂節主辦單位老實不客氣地回覆，說聽完了錄音，決定不接納香港青年樂團參加國際青年管弦樂節的申請。」

「原來這樣。」我說。「那麼主辦單位有否解釋為何不接納香港青年樂團的申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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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1日
求求你！別再來這套！

港督大人（21）

1977年夏天，我正在香港政府布政司署社會事務科工作，那年我在撰寫香港第一份「傷殘人士服務政策白皮書」。主管此科的是社會事務司李福逑司長。

一天早上，李司長召見我。

「炯柱，你有一個新任務。」司長說。

「新任務？甚麼新任務？」我在想。我在社會事務科工作不到兩年，仍未到調離此科的時間。有甚麼新任務要勞煩司長親自告訴我？

「你明天到教育司署，向教育司報到。他會給你任命，開展一項新的政府服務。」司長說。

「李司長，請問這服務與傷殘人士需求有關嗎？」我問。

「完全沒有。這服務將與音樂…與青年音樂訓練有關…但老實說，我不清楚，也不知你將做些甚麼事情…」李司長笑着說。

我愈聽愈不明白。社會事務司負責管理香港教育政策。連他也不知道我要負責些甚麼新的教育活動！這話怎說？

李司長看見我面有難色，搖頭笑着說：「炯柱，別擔心。事情是這樣的。昨天下午，麥理浩港督來電說『有一位會拉小提琴的政務主任，名蕭炯柱。』港督說。『他在社會事務科工作。請你叫他趕快到教育司報到，我將給他新的工作，內容我會直接和教育司談。』」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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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0日
求求你！別再來這套！

港督大人（20）

與港督會面後我曾否感到擔心？

會面後的兩、三天，我的確感到擔憂。我真不明白香港最高的英國領導，為何要為這樣的一件小事，特別跟一個低微的公務員見面。他可以找我的上司，靜靜地給我訓示便了。但他堅持親力親為。他有何打算？我應否把這事轉告陳立僑醫生、我的妻子，或是任何人？

最後我決定靜觀其變，沒有跟任何人談此事。反正每天事務太多、太忙了。上班要處理公事，週末要參與青年音樂協會訓練活動，要為下一個音樂會作安排，而青年中樂團人數也一天、一天在增加。

至於港督關注的事情，最後我也想通了一點。我與文理女士的交往、合作，我在青年樂團及青年中樂團所做的一切，全是工餘、義務的社會服務，與我當公務員的工作怎樣也拉不上關係。雖然港督要我作出解釋，但我對他本人的誠信，及對公務員管理系統的準則，完全深信不疑。我相信我的英國人上司不會低劣到因為一些與我當公務員表現全無關係的小事，在我背後傷害我、攻擊我。

以後的幾個星期，我保持警惕，留意會否收到有關青年樂團、中樂團或文理女士的信息。但等了一段時間，甚麼事情也沒發生：沒收到任何電話、口信或文件，每天生活一切如常。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生活的洪流慢慢地、不知不覺地，把與麥督會面這件事帶來的沖擊，一天、一天地淡化了。一年、兩年以後，我已經把這事淡忘了。

到了第三年，在1977年的初夏，事情終於發生了改變。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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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9日
求求你！別再來這套！

港督大人（19）

回辦公室的路上，我思潮起伏。

這到底是甚麼一回事？港督見我目的為何？

他說他欣賞文理女士的工作，這一點我從來不持異議。他說他支持像香港青年樂團這樣的組織。我同意這觀點。但為何他要親自告訴我？

他希望我繼續與文理女士合作？他沒這樣說。

他希望我回去，再參加青年樂團的工作？他沒作這樣的指示。

他希望我終止青年中樂團的工作？他沒說這話。

他是否反對我們成立香港青年音樂協會？沒有。他沒提過這新組織的名字。

那麼他見我的目的，到底是甚麼？

1974年7月到今天，已有36年，但我從來找不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寫『港督大人』一文時，我重新思考此往事。我認為麥督聽完了一些人在我背後說的一些壞話，半信半疑，決定親自見我，聽聽我的故事，也看看我的反應。

無論如何，1974年那次與港督的會面，對當年那個28歲的我，可算是我一生中一個極不愉快的經驗。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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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8日
求求你！別再來這套！

港督大人（18）

「聽說你不再參加青年樂團的工作。對嗎？」港督說。

「對。」我點頭。

「為甚麼？」港督問。

「我是1973年青年樂團訪英籌款委員會的義務秘書。籌款委員會去年完成了任務，已在去年12月被解散，停止了工作。」我說。

「這事我知道。」港督說。「聽說你和青年樂團指揮文理女士意見不合。」

我點頭。我終於明白麥督要見我的原因。可能是文理女士，也可能是接近、認識文理女士的人士，他們把我1973年11月與文理女士爭論一事，轉告了麥督。

「這太可惜了。」麥督說。「我知道你和文理女士合作了一段長的時間，你們兩人對青年樂團發展貢獻良多，而直到去年年底，你倆合作無間。」

我點頭。

「請你留意。」麥督說。「我十分讚賞文理女士過去10多年為香港青年樂團所做的一切。」

我靜聽麥督的話。他看着我，眉毛一揚，好像在問：「你有何反應？」

「港督，我與文理女士意見不合，與青年樂團無關。我們爭論的，是青年中樂團的去向及存亡。」我說。

「這事我也知道。」港督說。「但我仍不明白為何你找不到與文理女士繼續合作的方程式。」

「港督，我多次嘗試，但不成功。」我說。「請不要誤會。我全無針對文理女士的意圖或理由。我永遠支持她任青年樂團的指揮，就算她要當一位青年樂團的終生指揮，我也不會反對。」

「終生？終生指揮？言重了吧。」港督搖頭說。「我其實只希望文理女士能得到她應受的尊重。我也希望你明白，我極重視像青年樂團這樣的青年訓練工作，更希望香港青年樂團能成功運作下去。沒別的了，你回辦公室去。」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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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7日
求求你！別再來這套！

港督大人（17）

1974年6月，青年中樂團好像已渡過了最困難的時期。每星期六在楊震社區服務中心的課程及排練運作暢順。我們資金極短缺，但原來以自食其力、以長扶幼的培育方式，我們完全能應付培育年青樂手的工作。我帶着青年中樂團在香港、九龍、新界到處演出，只要有聽眾，樂團便開音樂會，不亦樂乎。

我自幼練小提琴，學指揮，對中國民族器樂認識較淺。負起了民族樂團指揮的工作，我不得不加培努力，學習及研究這門藝術。這是一個多美好的經歷：我有點像劉姥姥走進了大觀園，耳目一新！中國器樂歷史源遠流長，古書有關周朝（公元前1121年）盛世時皇宮的「堂樂」文獻，記載當時宮廷樂隊由二十九至一百七十件樂器組成，再加幾十位歌手。唐朝太宗（公元627-649年）設十大類型樂隊，稱「十部伎」，其中三個樂隊演傳統音樂，其餘七隊奏出自高麗，小亞細亞及印度地區的樂曲。安祿山，史思明之亂（公元763年起），導致大批宮廷樂手逃離朝廷，流落民間，以賣藝或開舘授徒等方式，令器樂大衆化，普及化。到了元朝及明朝，戲曲、北方雜劇、南方傳奇大受群衆歡迎，器樂手漸漸變了戲曲陪襯者，純器樂演奏者地位下降。到了二十世紀，專門研究中國傳統音樂的學者和藝人致力把純民族器樂整理，部份作家也嘗試為民族器樂創作新的樂曲。

對我來說，中國傳統樂器及曲調有自己獨特的感染力。作些比例：古琴的音色及句法帶給我西洋樂器找不到的美感；胡琴只有兩條弦，但它扣人心弦的音色，與用四至六弦的西洋提琴不相仲伯。有人問：「那麽你到底喜歡西洋音樂還是中國音樂？」我的答案是：「兩樣也深愛。爲什麽？中、西音樂帶我進入兩個不同但相連的超凡領域。在那裏我感受到多麽美好的意境，多麽奇妙的圖案。兩種音樂都能令我進入同一境界。什麽境界？一個文字不能形容的完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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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6月，炎炎仲夏的一個下午，放在我工作桌上的政府內部電話響了起來。來電者是港督私人秘書。

「Gordon，請於下午4時30分到港督府，麥督要見你。」陳祖澤秘書說。

步上港督府，我百思不得其解。麥督為何找我？

1972年，為香港青年樂團訪英籌款期間，我不時向麥督做報告。1973年初，樂團積極準備行程，我多次與麥督見面。但1973年8月，青年樂團回港後，我沒有再見過港督。我們已完成訪英任務，不再需要麻煩這位領導了。

「麥督到底為何找我？」我想。「不可能與我公務員的工作有關。通常要談政府施政，港督可能召見主管有關政策科的司長。我？我只是一個在政策科工作，比司長低6級的政務主任。港督絕對不會找一個政務主任談香港政策事宜。不可能！那麼他為何要見我？」

步進麥理浩港督辦公室，麥督坐在辦公桌，私人秘書陳祖澤先生坐在他桌旁。

麥督看着我。

「我今天談的是香港青年樂團。」港督說。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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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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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督大人（16）

星期六下午，我帶着沉重的心情，到達青年中樂團在九龍公園的練習室。三十位年青人如常上器樂班，參加樂團排演。我召集學員們，但看着那三十對眼睛，我差一點說不出話來。

「…你們12月可能要到一個新的地點參加訓練…」我結結巴巴地說。

年青人全無反應。良久，一位坐在後排的小朋友懶洋洋地問：「到哪兒去？離這兒遠嗎？」

「…噢。我現在還不知道，下星期告訴你們吧…去…去繼續排練好了…」我說。

次天早上，我撥電話給陳立僑醫生。

「怎麼了？」陳醫生問。「孩子們怎樣反應？」

「我沒說我們會停辦中樂訓練活動。這話我如何也說不出來。陳醫生，現在停辦青年中樂團活動，對孩子們太不公平了。他們剛學會了一些基本功，便要停下來，太可惜了。陳醫生，我們能否成立一個新的慈善團體，繼續中樂團及訓練班的活動？」

「這並非易辦的事。」陳醫生說。「你和我有自己的職業，空餘時間有限。我是醫者，不懂音樂。假如我們成立新的組織，你便要負全責。你能應付嗎？」

「我…我將盡力而為。」我說。「但請你繼續當新組織的主席。」

「哈哈…好，讓我考慮考慮。」陳醫生說。「成立新組織，我們要做不少文書工作，我現在忙…」

「陳醫生，你不用費心。我會找當律師的朋友，幫我們起草一份新組織的憲章。但還有一件事，要請你幫忙。我們下月開始要找一個新的排練場所。」我說。

「唔…我現在是九龍楊震社區服務中心的主席，讓我與中心的主任談談，看能否每星期六借用中心的場地。」

「那好極了！」我說。

「別太高興…樂團及訓練班經費何來？」

「那…我們去籌款吧…」

「我們可以嘗試，但別忘記，全球經濟今年一團糟，人們生活也成問題，籌款談何容易…」

「那麼…那麼我們有收入的掏掏腰包，先解決目前問題，見步行步好了…」

「哈哈。你可真樂觀…祝你好運…我支持你！」

…………………………………………………………………………………….

1973年12月1日，青年中樂團離開了青年管弦樂團在九龍公園的排練場所，正式搬到窩打老道楊震社區服務中心，繼續器樂訓練及樂團排練的活動。

1974年6月14日，五位1970-1973年青年樂團籌款委員會的前委員，正式登記成立了一個名為香港青年音樂協會的慈善組織，接辦了1974年青年中樂團的培訓工作。

香港青年音樂協會5位創會會員是陳立僑醫生、Mrs. Nancy O’ Connell、莫何婉穎女士、何國璋先生及我。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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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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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督大人（15）

「誰請你坐下？」文理女士問。

「是我，別擔心，我不會久留。」我說。「老師，我和你認識、共事已有10年。請問你還記得委員會為何決定成立青年中樂團？」

「管它的！我從來不支持這決定！我早告訴你這決定是錯誤的。」

「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歡我們成立中樂組，但請問委員會為何堅持成立青年中樂團…」

「是你和陳立僑醫生堅持…」

「不對。是因為捐款人堅持我們這樣做。其實部份人士捐款，不單是為了協助你完成訪英大計，也是為了讓我們中、西並重，為了幫助我們成立青年中樂團。為甚麼捐款人樂意捐助？是因為他們認為培育年青人的工作至為重要，是因為他們支持我們薪火相傳的善舉！」

「喂，你在說甚麼？對，我們在教育下一代。但誰說我們一定要教授中國音樂？」文理女士一臉不耐煩地說。

「老師，如果我們誠心誠意教育下一代，又怎能放棄培育青年中樂團那三十位年青人這工作？他們半年前報名參加我們的訓練班，帶着希望而來。我們怎能背信棄義，不顧他們而去？」

「嗯，別忘記。是你請他們來參加中樂團。我是西洋樂團指揮，我指揮的青年樂團成績…不錯吧。我不懂所謂中樂…我不會理會中樂的發展。」

「老師，青年中樂團已有中樂老師指導。其實中、西兩青年樂團共存了半年，一切順利…」

「閉嘴！垃圾！你馬上停止中樂組的活動！」

「停止活動便是放棄參加了活動的孩子們…」

「那又如何？這是你一手做出來的事，你去了結它！甚麼放棄？廢話！香港業餘中樂團多着呢！30位孩子們自己參加任何一個中樂團便成了。放棄？你言重了！」

我站起來。

「老師，再見吧。」我說。「停止訓練，對我來說，等同放棄。我辦不到！」

「好，你怎樣想也好，我要你在12月停辦青年中樂團。」文理女士說。

我頭也不回，步出文理女士的辦公室。

那個早上是我和這位共處了10年的老師、戰友的最後一次會面。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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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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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督大人（14）

次天早上，我跑到文理女士辦公室，走到她桌前。她看了我一眼，然後垂下頭繼續寫她的文章。

「老師，請問你有否參與停辦青年中樂團這決定？」我問。

「當然有。」文理女士一面寫字，頭也不抬地作答。「你是公務員，你應知道主管青年器樂訓練計劃是由那一位政府公務員主導。」

「這決定太不公平了！」我說。

「不公平？對誰不公平？」

「對青年中樂團的學員太不公平了。」我說。「他們只學了半年基本功，便要停止…」

「我知他們學藝未深。但誰為他們開展課程…」

「是我…是青年樂團籌款委員會…」

「是嗎？那麼籌款委員會的任務是甚麼？」

「是…是為訪英…是為培訓年青人籌款…」

「是嗎？現在我們已完成了訪英的任務，那麼籌款委員會已功德完滿。以後青年樂團發展事務由我作主，不關你事，也不關委員會的事！」

「老師，你由開始便是委員會的成員。這委員會工作多艱辛，你一定明白。訪英及成立青年中樂團這兩項決定你也曾參與討論…」我說。

「閉嘴，炯柱。你明知我不同意成立青年中樂團。此事是你及陳立僑醫生作的好主意，我從來不表支持！好吧，你倆開始了的好事，就由你倆去結束好了。」

我氣得一時說不出話來。我吸一口氣，坐在文理女士桌前的椅上。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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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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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督大人（13）

和眾多香港居民一樣，無論日子多艱辛，我還是希望1973年下半年環境會變好，經濟會改善，物價會回穩，苦難會過去。

可惜，好夢不但未能圓，1973年下半年，香港情況每況愈下。

1973年10月6日，中東發生戰事。阿拉伯國家為了對付以色列，聯合減少石油生產，國際油商借機提高油價，香港馬上要應付燃油短缺的局面。為了節省能源，政府通過緊急立法，限制在戶外廣告及燈飾只能在下午六時到十時開亮。這禁令實施後，夜市大受打擊，早已飽受折磨的消費行業，馬上雪上加霜。

1973年11月的一個下午，陳立僑醫生來電：「炯柱，不妙。青年樂團領導來信，說成立了三年的籌款委員會已完成了任務，委員會12月起停止運作，而我們開辦青年中樂團的訓練工作，也將在12月終止。」

我一時說不出話來。

「炯柱，你在嗎？」陳醫生問。

「在…我在。信中有說為何停辦青年中樂訓練嗎？我們怎樣向學員交代？為何只停辦中樂？這做法太不公平了！」

「信中沒提任何原因。」陳醫生說。「可能是經費不足吧。今年全球經濟實在不濟。」

「那麼我們怎樣告訴三十位青年中樂團學員？」我問。

「唔…把事實說出來吧。我想孩子們會諒解。你認為如何？」

「我…我不知道。」我說。「讓我想想好嗎？星期六我才再和他們見面，還有幾天。」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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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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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督大人（12）

1973年年初，香港一片好景，各行各業生意興隆，股票市場交投狂熱，恆生指數由一月底的973點急升，三月九日創下1774點歷史新高。

好景不常，三月市況急轉直下，不到數月，恆生指數下瀉了80%。受到世界各地天然災害及高速通貨澎脹的影響，香港物價狂升，加上國際投機商人囤積物資，香港市面充滿了物資供應短缺的恐懼心理。油、米、副食品、衣服及日用貨品價格不到一年已升了30%，部份白米入口價更升了三倍。物價高漲，人民生活不勝負荷，只能節省消費，商場及飯店生意大減。工業原料價格狂飆，供應不足，香港大多數工廠生產下降，不少中、小工廠結業，任職製造業的60多萬工人，三份之一要面對失業或半失業的威脅。香港的社會及市場，蒙上了一片悲觀、失落的情況。

香港青年樂團8月回到香港，也要面對風雨欲來的感覺。外遊完了，部份團員離開，有些是要到外國升學去。其他？忙着為新學期準備！家事太多了…借口，一籮籮的借口。看來樂團又要重新努力，再次為培訓新團員上路。文理女士極不開心。起初我以為她擔心樂團團員流失，但其實這早是意料中事，以往10年，我們不知多少次，面對過這情況，見怪不怪了吧。過了幾天，我才了解文理女士不開心的原因。她不願意見到1973年初成立的青年中樂團，正在日漸成長。

「我不喜歡你辦青年中樂團！」這句話她多次跟我說。

「老師，兩隊青年樂團絕對可共存、共榮。過去半年兩隊運作完全正常、順利、全無衝突。」我說。

「我就是不同意你的做法。」文理女士憤憤地說。

我不再和她爭論。青年中樂團發展一切正常。我不用擔心，我想。

我太天真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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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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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督大人（11）

「老師，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說。「此事我得執行委員會的決定。我會聘請新的中樂導師，開新的訓練班，你不用費心。」

「你叫這做中國音樂？」文理女士說。「甚麼中國音樂？你細看，所謂中樂團這模式，其實是抄了西洋管弦樂團的排位及組合，全不是中國模式！還有，部份中樂導師沒受過正統音樂訓練，水平低劣，你請他們培訓下一代？垃圾！」

「老師，我不打算和你辯論。」我說。「委員會作了的決定，我將如實執行。我明白你對導師水平的擔心。但話說回來，並非所有中樂導師水平都是這樣低落吧。部份導師也受過嚴格的訓練。」

「垃圾，垃圾！」文理女士氣急敗壞地說，頭也不回，跑出場外。

我和這位恩師認識了、合作了10年，我一直尊重她，支持她。我欣賞她不遺餘力，緊守崗位，獨力推動青年器樂訓練計劃的努力，但這次她的表現，我不能贊同。我不同意她的判斷，我更擔心她對這事的立場，有否因為自己私人利益的考慮而偏差了，錯誤了。我心底裏一直希望她最後會回心轉意，放下偏見，支持成立青年中樂團這決定。

無論如何，我沒空和文理女士爭辯了。為訪英，我倆都忙個不了。又要排練，又要作旅遊及行政方面的安排。工作太多了。

香港青年樂團1973年8月訪問英國，旅程及演出十分成功。全體領導、指揮、導師及團員對此行極表滿意。

回到香港，情況急轉直下。

對青年樂團而言，1973是美好的一年，但對香港，1973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年頭。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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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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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督大人（10）

1971及1972年，在香港青年樂團訪英籌款過程中，捐款人不時提出一個問題：―

「我支持你們訓練孩子的工作，但為何你們只辦西洋樂器訓練？你們為甚麼不重視中國器樂，不鼓勵年青人學自己的國粹？」

「這問題問得好！」陳立僑醫生說。「炯柱，我們為何不開辦中國器樂訓練班？」

在籌款委員會開會時，委員詳細討論過這課題，絕大部份委員認為青年樂團不應重洋輕華，而應開辦新的中樂培訓計劃。對這建議唯一不表贊同的，是文理女士。

「我們為訪英籌款已忙死了。」文理女士說。「我不同意我們再花時間及資源，去開辦那些甚麼中國音樂器樂班。」

1971年，委員會工作困難重重，我們全無餘力去處理成立中樂訓練班一事。但一年後，到1972年年底，籌款委員會已籌夠訪英所有經費，而捐款人對委員會是否重洋輕華的查詢，只有增加，沒有減少。

1972年年底，籌款委員會重新研究成立青年中樂團的方案，決定在1973年初，開辦中國器樂訓練班，成立青年中樂團。委員會決定派我當這計劃的經理人。

1973年春天，按照委員會決定，我開辦了新的中國民族器樂訓練班，也成立了新的青年中樂團。

文理女士對委員會成立青年中樂團這決定從來不表贊同。委員會開會時，她沒再說甚麼話，但開會後，她要求我留下來，極不客氣地說：「這決定全錯。炯柱，你知道你在做甚麼嗎？」

「那一個決定全錯？」我問。

「成立青年中樂團是錯誤、垃圾的決定！」文理女士說。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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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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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督大人（9）

這正是我認識的港督大人。

麥理浩港督做事風格硬朗，手法光明磊落，他凡事身先是卒，只要他認為對香港有好處，他一定爭取、一定跟進。事無大小，麥督堅持過問，他不理傳統，只要不合他意，他馬上提出批評，要求改進。

歷史對麥督的貢獻有正面的評價，但當年曾與他共事的人，有讚賞、稱許他的一群，但也有恨他入骨的一輩。麥督那種擇善固執，一絲不苟的處事作風，不少公務員受不了。當然，被他批評的人多半不願與他爭論，只能在他背後不停地說他的壞話。

麥督對香港青年管弦樂團的關愛，可說是無微不至。他詳細跟進樂團訪英的計劃，邀請籌款委員會全體委員到港督府晚飯、茶叙。他知道我是在布政司署工作的政務主任，便請他的私人秘書定時要求我就籌款工作進程寫報告。雖然我沒法証實，但我感覺麥督在幕後為青年樂團籌款一事幫了一把。麥督就任後，有意捐款人士數字快速增加，而政府內部對青年樂團訪英一事的反應，由漠不關心，變為積極支持。到了1972年年底，籌款委員會已籌得足夠款項。我們便就為1973年8月訪英一事，開展了實質、積極的籌備工作。

青年管弦樂團由上到下開心極了。

最感安慰的人，當然是文理女士。她來香港工作已有10年之久。她的努力不但沒有白費，1973年其實是她碩果豐收的大好年頭。

文理女士高興，我們這一班與她並肩作戰了10年的同工，自然也欣慰莫名。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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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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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督大人（8）

1971年，英國一宣佈了新港督麥理浩爵士的任命，文理女士馬上找我。

「炯柱，快快起草一封信，請陳立僑醫生簽名，送到總督府辦公室去，邀請新任港督夫人當青年樂團的名譽贊助人。」文理女士說。

「我馬上進行。」我說。

「還有。」文理女士說。「在信中，你要提到我們希望1973年夏天送樂團到英國的亞巴甸市及倫敦，去參加國際青年樂團節。你明白這段文字的重要性吧。」

「我完全明白。」我說。「亞巴甸市是蘇格蘭的一個城市。我們的新港督也來自蘇格蘭。」

「全對！」

「老師，我們應否請麥理浩夫人參加青年樂團今年12月在大會堂的音樂會？」我問。

「唔…」文理女士想了一會才回答。「在信中加這一段並無不當。但坦白說，麥夫人11月才首次到香港，最初的幾星期肯定忙個不可開交。我想她沒空參加音樂會吧。」

1971年11月，麥理浩爵士宣誓就任香港第25任港督，青年樂團的邀請函，在麥督就任後幾天送到港督府。

不到10天，樂團收到港督私人秘書回函。麥夫人接納了邀請，成為香港青年樂團「名譽贊助人」。麥夫人也同意出席1971年12月青年樂團的音樂會。

這是任何人也想像不到的結果。

文理女士緊張極了！

「你們這班猴子聽着！」文理女士對着樂團團員大叫。「好好練習！好好準備！不要做些丟臉的事！這是我們『名譽贊助人』八年來首次出席青年管弦樂團的音樂會！」

12月音樂會的晚上，大會堂音樂廳座無虛席。按傳統，樂團指揮一定在觀眾安坐後才步進演奏台。但今次不同了。港督夫人來了。文理女士一早便站在台上，恭候港督夫人光臨。

音樂廳大門打開了，港督夫人進場。

走在港督夫人後面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外國人。

全場觀眾鴉雀無聲。沒有人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天呀！」文理女士輕輕說。「麥理浩港督也來了！他…他不請自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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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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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督大人（7）

1970年，香港青年樂團收到一封邀請函，請樂團參加每年夏天在英國舉辦的國際青年管弦樂團節。

文理女士雀躍不已。過去7年，她就在等待這機會的來臨。在70年代，這種出外遠遊的機會少之又少。消息一傳開去，希望出國的青年樂手馬上來樂團報名參加。

我們一群在青年樂團工作了七年的導師及團友，開心、快樂，我們巴不得馬上乘飛機，飛到英國去！

是這樣簡單的嗎？經費何來？

70年代初期，要送一隊一百人的樂隊到英國，參加為期兩週的音樂節，費用十分高昂。文理女士向教育司署上司請示，馬上被潑了一頭冷水。

「送一百個孩子到英國？你知道預算要多少？港幣50萬元也不夠！用這筆錢，人們可以在灣仔買30多個單位！你們太天真了！要政府撥款？無此可能！天助自助。青年樂團領導們要組織起來，先成立一個籌款委員會自行籌款，看成績如何，再希望找政府支助吧！」

「放屁！」文理女士說。「籌款？你以為我是誰？我是銀行家嗎？要像我這樣的音樂工作者籌款？我不幹！炯柱，你去幹吧。去成立那個甚麼…甚麼籌款委員會吧！別來煩老娘！」

經過一番功夫，費了不少唇舌，我們終於成立了一個籌款委員會。當主席的，是60及70年代香港有名的社會改革先鋒，陳立僑醫生。我當了籌款委員會的義務秘書。籌款委員會定下了目標，希望在兩年半內籌得足夠款項，在1973年夏天，送香港青年樂團到英國去。

委員會工作開展了。但在1970年要籌數十萬元，談何容易。工作了一年，到1971年秋天，我們連所需款項的10%也籌不足。

好運又來了。

1971年秋天，香港來了一位新的港督。他就是本文的主角，麥理浩爵士。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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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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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督大人（6）

有一次，一位青年樂團團員漫不經心地問文理女士，為何樂團「名譽贊助人」從來不參加樂團音樂會。

文理女士馬上不悅。

「她不出席又如何？」她說。「喂，你們別忘記，港督夫人挺忙。她只是一位『名譽』贊助人。在香港，港督夫人不知道是多少教育、福利、文娛團體的『名譽』贊助人。她那有空出席每一個團體的活動？」

酸溜溜的一番話。

其實，文理女士完全不用為樂團的『名譽贊助人』開脫。我們參加樂團是為音樂而來。誰來我們的音樂會，我們全不關心。觀眾來？好極！去買票吧！不來？是他們的損失。我們要學、要練、要演的曲目太多了、太悅耳、太美妙了！一輩子也學不完、練不了。

但話說回來，我完全明白文理女士內心的境況。她孤身一人，離鄉別井，從英國來香港，原本是希望把所識、所能，傳授給香港下一代。但她的心意，到底有多少人領情？對，有一部份香港人明白器樂訓練對年青人的重要性，但同時有不少音樂老師有自己的想法。他們部份沒受過樂團訓練，根本不了解青年樂團功能何在，而其他本地器樂老師對這位遠道而來的女指揮介心極重。這些老師表面恭恭敬敬，但私下向自己的學生進行洗腦：「孩子，你們是獨奏家材料，不用到樂隊去。好好練獨奏曲目便足夠了！」。當然有人會批評這批「笨蛋老師」目光如豆，自私自利，不顧學生的長遠利益，但平心而論，我倒明白「笨蛋老師」的出發點：他們只不過在盡力『保護』自己的收入來源吧了。

面對新團員來源的短缺，文理女士索性自己努力。她跑到一些中學，包括拔萃女校及庇理羅士中學，幫助學校開展器樂訓練班，成立樂團，同時鼓勵這些學校學生參加香港青年樂團。她努力的工作，我十分欣賞。當時我已年過21歲，完成了當青年樂團首席的任務，也加入了香港公務員的行列。文理女士不再把我視作學員，而是一同在公務行列工作的資深戰友，她會把一些心裏的話跟我直說。她那困難、孤單的處境，我瞭如指掌。

「不要放棄，老師。」我說。「你工作對香港青年人的重要性，我完全明白。我支持你。幹吧！白天我要上班，但工餘、週末，我會以義工的身份，幫你到學校教提琴班。」

從1968年開始，我參加了文理女士在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器樂訓練班的工作。

就是這樣，文理女士孤單地工作了7年，由1963年一直苦幹到1969年。

否極泰來，到了1970及1971年，香港青年樂團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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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06日
家長的回應

6月27日基金在澳門主辦香港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與澳門培正中學聯合排練

一個家長的感想

盧sir,  (註：盧老師是黃笏南中學樂團的統籌老師)

您好!

其實那天從澳門回來, 在船上就想寫點甚麼, 因為心情真的很激動。

此次去澳門, 第一次見到孩子們一起合奏, 感覺竟然可以那麼震撼, 身為家長的我, 為孩子們感到無比的驕傲。誠如蕭sir說的:孩子, 了不起! 我也深同感受, 孩子們才只是訓練了短短的幾個月, 已經有這樣的效果, 了不起啊, 孩子! 平時在家裡聽駱靖霖練習, 總覺得欠了點甚麼, 很刺耳, 又錯漏連連, 原來合在一起, 出來的效果卻是差天共地。

通過這次的交流, 讓我深深感受到滴水匯川,  團結就是力量的道理。在孩子們成長的過程中, 有家長, 老師, 還有如蕭sir般既出錢又出力的尊長們的循循善誘, 孩子們才能得到全方位的啟迪, 在學生階段, 學業固然重要, 但學懂待人處事才是最根本的, 對於他們以後的漫漫人生路尤為重要。

多讓孩子們有這類交流的機會, 對他們的成長有莫大的益處。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在學校練習復練習, 磨了那麼久槍, 也得要有機會上陣, 才能充分體驗演奏時喜悅, 從實戰經驗中摸索改良, 才能克服平時日復日的沉悶練習,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真是說得半分沒錯呀.

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這次的交流演奏活動, 讓孩子們加強了自信, 對他們的學業亦是一種推動力。 在剛結束的考試中, 駱靖霖每科都有進步, 整個人亦變得比以前積極, 我相信這和樂團生活帶給她的啟迪也是分不開的。

非常感謝盧sir您為孩子們付出的心血, 尤其是蕭sir既出錢又出力, 從蕭sir身心合一的指揮中, 可以感受到他對孩子們真誠而無私的愛, 作為家長, 我們真的很感謝, 亦很放心將孩子交給這些好的老師。

 駱靖霖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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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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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督大人（5）

我自幼拉小提琴，但一直要等到17歲那年，才有機會參加樂隊，理由是我就讀的英皇中學，全校只有兩個拉提琴的學生，沒有學校管弦樂團。

我在1963年第一次參加的樂隊，是當年成立，香港第一隊青年管弦樂團。我與這樂團及其指揮結緣的往事，在「炯柱博客」2009年12月19至23及25日，「愛」一文紀錄下來了。

1963年，香港青年管弦樂團由誰創辦？是香港政府，是當年教育司署音樂視學組。青年樂團首任指揮文理女士是蘇格蘭人。早年文女士在英國學小提琴，參加及成立過青年樂團，由當年教育司署邀請來香港，為香港成立第一個青年樂團。

因為青年樂團由當年政府創辦，樂團有一個傳統，就是一定邀請在位的港督夫人，成為樂團的「名譽贊助人」。1963年，樂團首位「名譽贊助人」是港督柏立基的夫人。1964年，柏督離任，戴麟趾爵士成為香港新港督，戴夫人便成為青年樂團第二任「名譽贊助人」。

我從青年樂團首日排練便開始參加樂團的活動。樂團每年一定在香港大會堂開辦2至3次音樂會。奇怪的是，樂團的「名譽贊助人」從來沒出席過任何樂團的音樂會。1963年，柏立基夫人沒參加青年樂團活動，次年，我們新的贊助人戴麟趾夫人也沒參加青年樂團的音樂會。樂團在乾等，但一直等到1971年，戴督退休回英國去，戴夫人也沒有出現過一次！我們這批團員早以把「名譽贊助人」這五個字當作一個只會留在樂團信紙或場刋上的名詞。

我們在乎嗎？坦白說，我們全不在乎。我們到樂團是要學習及排練管弦樂，管他甚麼「名譽」不「名譽」，「贊助」不「贊助」！管他是個甚麼夫人！我們感謝港督夫人名譽上，精神上的支持，但她會否出席音樂會，我們全不關心。

團員不關心，始終有人關心。關心的、不高興的，是樂團指揮文理女士。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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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04日
求求你！別再來這套！

港督大人（4）

這文件的內容令我詫異、令我吃驚。

第一、        麥督寫這文件時，是1971年10月，比1982年中、英兩國開展香港前途談判早了11年，比香港回歸祖國早了25年。身為英國人，身為英藉外交官，假如麥理浩爵士向英國大臣強烈建議英國應以保留香港島及九龍半島主權為根，以要求中國延長新界租約為目標，這樣的建議我完全可以理解。但麥督沒這樣做。在1971年10月的文件裏，麥督好像已經放棄了英國應保留任何主權這思維。他好像向英國大臣建議英國應放棄主權，只為香港爭取成為一個以『一國兩制』模式管治的特別行政區。為何麥督在談判開始前11年已建議英國放棄主權？可能他認為從道德立場而言，英國實在應把香港主權交回中國。假如這是他的道德立場，麥理浩港督真了不起。他有勇氣把英國國家尊嚴及在香港投資的英國商人的利益，放在道德準則之下。

第二、        麥督在文件裏嘗試找尋一個管治模式，讓香港主權回歸祖國後，能保留國際地位，讓在香港生活的中、外人士（不單是英國人）能繼續安居樂業。可敬的，是麥督這構想把香港全體中、外居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遠高於政治、種族、國藉及意識形態這幾方面的考慮。棒！麥督的價值觀令我心悅神服。

麥理浩爵士真是一個有遠見，有原則、有承擔的領導！

結果如何？13年後，在1984年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簽定的條約內，我們可以看見麥督1971年構思的神髓及精華。

那麼回歸後的香港又如何？我感覺如果麥督仍在生，他不會感到失望。2010年的香港，在經濟、社會、民生等方面的發展，已超過了麥督1971年為香港定下那「能容許非中國籍人士繼續…安居樂業…」的標準。

我如何認識麥理浩港督？

這與國家大事或政府施政全無關係。

我和麥理浩港督結緣，全是因為音樂。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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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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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督大人（3）

我感到困惑了。

「文件？這類文件一定放在機密檔案內，我如何能看這些文件？」我問。

「你說得對。這文件不單是機密文件，是『最高機密』文件。1971年10月，麥督寫這文件時，內容只有當時在英國政府工作，任麥督上司的英國大臣，才獲授權看這文件。」陳先生說：「但38年過去了，到了今天，英國政府已重新評級，這文件不再是機密，而是一份放在英國國家檔案庫內的公開文件。任何人也可以到英國國家檔案庫查閱此文件。我有一位住在英國的朋友，他知道我曾當麥督私人秘書，可能希望保留一些麥督當年的墨寶，紀念這位前上司，便特別到英國國家檔案庫，把文件的副本印了出來，寄給我。」

過了幾星期，我找到了麥督1971年10月寫的文件。各位看官如有興趣閱讀麥督此大作，可到英國國家檔案庫，找編號「The National Archieves; FCO 40/331; Job No.276259」文件。

閱讀這文件，我像走進了時光隧道。

麥理浩爵士寫這文件的日期是1971年10月27日，在他來香港，成為香港第25任港督的前幾天。在文章內，麥督展示了他對來香港後施政的一些方針及想法，但他也提到一件25年以後，在1997年7月後才會發生的事件。早在1971年，麥督已估計英國會把香港主權歸還中國。對於香港回歸祖國後的管治模式，麥理浩爵士有以下的評語：-

「…我們（他指英國）應在適當時刻與中國進行談判，為香港的未來爭取最有利的條件…我預料我們能爭取到最佳的方案，是中國給予香港一個特別的地位，讓回歸後的香港成為中國境內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而這行政區內的行政模式，能容許非中國籍人士繼續在香港安居樂業…」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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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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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督大人（2）

2010年1月，我和香港賽馬會現任主席陳祖澤先生見面。陳先生是我在公務員行列的「師兄」。自1970年代，我倆曾多次合作，多番共事。麥理浩港督就任後，陳祖澤先生是他首位華人私人秘書，任期由1974至1976年。

「師兄，我現正寫一篇有關麥理浩港督的文章。」我說。「不知道你還記得…1974年夏天的一個下午，麥督把我召到港督府的辦公室，當面提責我的不是，而當時你在場…」

陳先生說：「我當然記得。港督見客人，談公事，一定要求私人秘書在場，可能是為了寫紀錄，也可能是要找個見証人。」

「時間過得多快！36年過去了！回想此事，我仍有點害怕。一個低微的公務員，站在港督面前，聽港督的訓示！那下午真不好過。但我對麥督只有好感。3年後，在1977年，他再找我見面，給我新的任務。我永遠不會忘記麥督為香港所作出一切、一切的貢獻。」

陳先生看了我一眼，輕輕地說：「你說得沒錯，但你只知道部份事實。你似乎不知道麥督對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一國兩制』管治模式所作出的貢獻。」

「甚麼？」我問。「中、英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是在麥督離任後，在1982年下半年才展開。麥督如何參與、如何貢獻？難道他對主權過渡的安排提出過什麼有創意的建議？這事那年發生？」

「你說得對。麥督其實是『一國兩制』方程式的一個始創者。很少人知道此事的始末，你要知道詳情，便要看一份1971年10月27日，麥督寫給他在英國的上司的歷史文件。」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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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01日
求求你！別再來這套！

港督大人（1）

「港督大人」是「求求你，別再來這套！」系列第四個，也是最後的一個故事。

「求求你，別再來這套！」前三個故事，部份內容有發生過的事件，也有是我憑想像寫出來的情節，一些我沒法証實的事和物。

「港督大人」便不同了。內容全是事實。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位香港最高的領導、一位官位比我高不知多少的上司、一位我一生最敬重的英國人，一位完全有能力終止我公務員生涯的香港總督。

這故事的主人翁是從1971年11月到1982年5月任香港總督的麥理浩爵士。

麥理浩港督在位時為香港發展作了的貢獻，歷史已有明確的記載。在麥督管治的10年，香港社會發生了影響深遠的變化。麥督大興土木，開展了公共房屋興建計劃。他一手成立了廉政公署，把廉潔，誠信的重要性，以及作為領袖應有的行為及道德水平，牢牢銘刻在像我這一輩公務員的心底裏。在他領導下，香港教育制度改革了，而香港地下鐵路運輸系統第一期工程，也是在麥理浩年代策劃興建。

但有一件事，直到為寫「港督大人」這故事作考究時，我才知道。

原來麥理浩爵士在1971年，在他還未就任香港總督之前，已對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向英國領導人提出了一些建議、一些想法。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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